1970年12月16日深夜十一点多，昆明北风呼号，军区大院的路灯把梧桐枝影投在青砖地上，像一把把斜插的长矛。此刻无人想到，风暴就潜伏在几尺之外，正要穿透这层宁静。
谭甫仁年仅16岁就握枪上阵，辗转南昌、平型关、辽沈、平津，一直打到万山群岛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不过四十三岁，却已是胸佩五星、威名远播的中将。那年头，新中国的将星多出自尸山血海，谭甫仁也不例外，却谁都没料到他会在本土、在自家楼道里倒下。
32号院本是军区首长的家属院，警卫如林。院口持枪站岗，围墙高两丈，照理说鸟都飞不进去。谭将军的儿子不在家，女儿住院部宿舍，屋里只剩老两口、未来儿媳和小姨妹王文莹。所谓“层峦铁壁”，说到底还是锁不住一把决心已决的枪。
17日凌晨四点左右，寂静被连响三声手枪打破。王文莹踉跄冲到外面，先看见姐夫谭甫仁跌在巷口，血已漫出棉衣。楼上，姐姐王里岩倒在门边。她只记得凶手推门而入时，姐姐惊呼一声“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”随后是拉扯、怒吼、枪声。“快跑！”是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。
军区升起一片警灯。案情直报北京，中央当天批示：“速查！”周兴、王必成、蔡顺礼领衔，公安部与总参的老刑侦、指纹、弹痕专家一夜到位，“017专案”自此启动。
勘验现场后，侦查员在伙房后墙发现破旧木椅和新留胶鞋印；弹壳表明凶器是两支59式手枪。范围立即缩小：这种手枪在军内分配极少，多半掌握在保卫、警卫要员手中。凶手画像也出来了，中等身材，略胖，四十岁左右，熟门熟路。
与此同时，保卫部开始自查武器。部长景儒林原以为先得查外单位，谁知他的秘书袁孔祥打开保密室保险柜时，发现两支59式手枪不翼而飞——恰是案发后丢的。连夜审讯，袁被逼得说出“借枪给老乡打鸟”，话音未落又翻供。景儒林却急于给自己“洗白”，把人打发去湖南空跑一趟，案情因而停滞。
调查组压力山大，蛛丝马迹一条条筛。一次偶然，小学员马苏红回忆起凶手的脸：“就是那天凌晨来敲门问‘陈科长家在哪’的叔叔。”经过比对，这张脸对应上了一个被关在西坝审查点的名字——王自正。
王自正不算无名之辈，早年当过警卫，熟知32号院值班规律，对暗门、通道烂熟于心。可问题来了，他此刻正被隔离看管，按说动弹不得。景儒林拍着桌子：不可能！于是专案组带上小苏红直奔西坝。孩子一进门，指着对面那人：“就是他！”
当晚，景儒林奉命提取王的指纹、鞋底。深夜一点，房门推开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，子弹撕破被面，王自正扭身夺门而逃。院内岗哨还没反应过来，几声枪响后，王自正倒在厕所门口，手里的59式最后一次喷火——子弹留给了自己。弹道、指纹、鞋印，一一吻合。案子至此宣告侦破。
军区上下松了口气，却又浮出新疑团：一个被严密看押的嫌犯，怎能携枪外出行凶且全身而退？调查继续深入，答案像拨草寻蛇——看守交接空隙被精确掌握；铁丝网被他用木棍顶起再压平；保密室密码曾更换，却只有极少数人知情。线团的另一头，指向了景儒林。
景儒林的日记里留下重重矛盾：既有对失枪的焦躁，也有对自己专断的反思。他在会上多次强调“保卫干部不能出问题”，却又对内部排查设限，为王自正制造了时间差。他深知，这枚漏洞最终会压在自己身上。
更糟的是，王自正在河南故乡的“开棺验尸”要求，就是景儒林点头同意的。案件因此搁置，从而延宕到1970年底。耽误的每一天，都在扩张压力。身为警卫系统“一号勤务长”，他自认难辞其咎。
1971年3月9日，破案后的第82天。清晨六点，外训队刚敲哨，学员们涌向食堂。有人推开景儒林房门，灯亮着，背心下摆轻晃，他已以皮带缢于门梁。桌上留下一行字：负疚无地，唯此以明志。
军区随即通报：景儒林自杀，原因系“对工作失误深感痛悔，思想包袱沉重”。调查排除同案嫌疑，却无法抹去一个残酷事实——内部保卫体制因循守旧，漏洞为悲剧打开了闸门。
谭甫仁的追悼会在1971年1月23日举行，千余名官兵肃立默哀。挽联写着“赤胆忠心，碧血丹心”。不到两个月，主持破案的部长自尽，双重哀痛笼罩昆明军区。
有意思的是，许多年后，人们再谈起这桩往事，最先想到的却是那个不眠之夜的三声枪响。它们击碎的不只是两条生命，更让军中保卫系统的隐患暴露无遗。面对职责与程序的失衡，一颗子弹夺走了将星，一根皮带结束了部长的忏悔。或许，这才是那82天里最难书写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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